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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从哪里来？

首先当然来自财政补贴，前面陆挺已经给出了具体数额，额外增加补贴从5500亿元到1.6万亿元。养老支出在各国都是财政支出的大头，中国目前一年财政支出30万亿元，两万亿就能解决超过一半老人的退休收入问题，这是一笔小钱，而且中国福利支出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
此外还可以从国有资本中划转到养老基金。邢自强认为：

目前的国有资本划转比例为10%，这一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，未来可采取渐进调整方式，逐步将划转比例提升至30%—40%。

很多人赞成提高农民养老金，但最大的疑虑就是“没钱”，实际上，中国财政目前对养老就有大额补贴。根据“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”，财政对于退休人员的养老补贴超过了2万亿，其中约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超过9000亿元，对1.2亿企业职工补贴8066.70亿元，对1.8亿城乡居民（其中95%是农民）补贴4249.51亿元，人均补贴比为17:4:1。

按国际惯例，财政补贴基本都是按人头均分，与缴费多少无关。比如加拿大的老年保障金（Old Age Security）全部由财政支付，居住满40年都是一样多，而“多缴多得”的加拿大退休金计划（Canada Pension Plan）则没有财政补贴；日本的国民年金每个人缴纳的额度一样，不能多缴，然后财政往基金补贴一半，以此保证每人补贴额度一样多，而雇主和员工按收入比例缴纳的厚生年金则没有财政补贴。

所以，只需要把财政补贴均分（2.16万亿财政补贴除以3.2亿领取养老金的老人），立刻就能把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60元/月。请注意：不少国家制度“歧视”高退休收入群体，减少或取消他们的财政补贴，所以，平均分配已经是照顾高收入群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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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农民养老金可解决内需不足

内需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问题，今年尤为严峻，因为另外两驾马车（投资和外贸）都碰到麻烦，此处无需赘言。

按我简单粗暴的想法，提振内需有两种办法：一方面，是让有钱人尽量多花；另一方面，是让没钱的人有钱花。

目前的许多提振内需的手段，比如各种消费补贴（第四批690亿国补11月1日全国上线），属于前者。且不说制造寻租空间，扭曲市场信号，单就促进内需而言，这种一味“挖潜”的做法也已走到了尽头。

道理很简单，有钱人毕竟是少数，让消费占到GDP的40%，他们已经很努力了。花钱这种事情也是人多力量大，得让没钱的人也有一定消费能力才行，否则40%这个比例几乎不可能提升，得换个思路了。

想让没钱的人有钱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发钱，而最佳发钱对象无疑是农民。

作为福利开支，最麻烦的是甄别成本，最好能找到一个群体可以一视同仁无需甄别地发下去，而在中国，没有比农村老人更合适的群体了。从促进消费的角度，由于他们普遍没钱，发的钱就会被花掉，贫穷会逼得他们不得不花。那种认为“农村老人有钱也不会花”的想法是荒谬的，他们只是穷怕了，如果每月有固定收入，花钱谁不会呢？

不仅如此，提高农民养老金，还会附带影响进了城的农民的孩子。中国目前最苦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（六七十岁的农村老人和他们三四十岁的孩子），如果农村的父母每个月有几百上千元养老收入，孩子们是不是也可以放心消费了？没能在城市落脚的农民工，如果不用太担心回到农村的晚年生活，花钱是不是也可以大胆一些了？

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举带动了中国最没有消费能力和最不敢消费的数以亿计的群体，提振内需指日可待。

按邢自强的测算，此举可以把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0%提高到45%，让中国的消费市场达到10万亿美元规模。而按刘世锦的估计，可以拉动GDP增长大概1.2万亿，贡献一个百分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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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形式

从制度设计的角度，提高农民养老金大致有三种做法。

一是，直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。这是最简单的，但也是制度改良幅度最小的，我愿称之为下策。

以中国目前的现状，不仅应提高农民养老金，也要降低体制内退休金，做到“此消彼长”。目前中国体制内退休金替代率（指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）普遍在80%以上，超过100%也很常见，远超北欧高福利国家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曾经多次强调，应把体制内退休金的替代率降到50%为宜。

单纯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对体制内居高不下的退休金毫无影响。如果采用这个办法，至少应该同步建立退休金暂停增长的办法。我的朋友朴抱一建议冻结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涨幅10年，我认为参考各地社平工资可能更合理，高于社平工资的就不要涨了。

二是，建立普惠非缴费养老金制度。这么做除了能解决公平问题，也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养老危机，还能促进经济发展，是为上策。这也是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蔡昉一直以来的建议。

普惠养老金简单地说，就是无需缴费，由财政负担，覆盖所有群体。前面提到财政对于养老的补贴超过2万亿，按人头均分可达560元/月，完全可以按这个标准建立普惠非缴费养老金制度。除此之外不再补贴，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尽量做到当期平衡，如此一来，自然能达到“此消彼长”的目的。

一提到不缴费，可能就有人担心财政负担太重，正好相反，我认为这样才是可控的：即便按人均1000元/月计算，财政支出不过4万亿。如果按目前的方式一直涨下去，据测算，20年内可达10万亿规模，到时候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，年轻人根本无力承担。

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有普惠养老金兜底，就有条件降低职工养老保险缴纳的比例，从目前雇主和个人合计24%降低到12%左右（美国加拿大韩国都在这一水平），这对于活跃经济、解决就业均大有好处。

这一方案难度最大，因为受损最大的群体是体制内，但是最佳。

三是，推广“成都模式”。所谓“成都模式”就是农民缴纳一定额度养老保险之后，除了固定的财政补贴之外，同时参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形式，用社平工资乘以系数计算基础养老金。目前成都农民按上限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可以按0.5的系数计算基础养老金，一个月有707元，再加上不低于163元的财政补贴，有800多元，仅次于北京和上海。

正如前述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远低于城镇职工，如果采用相同的计算方式，补贴额度就会大大拉平。不仅如此，“成都模式”还意味着：中国人可以适用同一个养老制度。

“成都模式”的不足之处在于：需按上限缴纳才能乘以较高系数，很多农民无力承担。这一模式虽然可以鼓励农民多缴养老保险，但针对低收入群体，应该打上一个制度补丁：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。这一制度设计介于两者之间，可称之为中策。

上面说的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，实际上政治上的好处不亚于经济，总而言之，提高农民养老金完全可行，且势在必行，它是解决中国当下诸多问题的最佳抓手，由此产生的良好社会效应可影响几十年一两代人。

最后讲个小故事：2014年养老金并轨改革，为消除体制内人员的担心，明确承诺利益不受损，于是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3年涨了50%，足以抵消养老保险支出（基础养老保险个人8%加上职业年金个人4%，合计12%），体制内平均退休收入从2014年的每个月2000多涨到了现在的6000多。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，以此来看，提高农民养老金也不难的。

我琢磨着，明年至少会涨100块吧，再不会像过去一样几块十几块二十块地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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